葛凯的中文介绍

十几年前，我遇到的中国人常常问：“为什么对中国那么感兴趣呢？是因为你父亲是商人或者政府官员？或者你祖辈曾在中国从事基督传教士？”时至今日，中国人对此类问题已不再好奇，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对中国那么兴趣盎然常常都有着类似的理由，就像当初美国人八十年代对日本那样，其兴趣常常是基于经济上或职业上对中国有所求，而这些并非是我当初1985年研究中国的理由。那时候我年轻还富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那时的中国也不像现在，我看不到哪儿富裕。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星球大战》（Star Wars）,电影最后，英雄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成功炸毁了帝国的“死亡之星 ”星球，不过在续片的开头我们看到他其实并没有完全摧毁了它，只是留下了巨坑，镜头里出现了一个空洞了三分之一的星球，一个不完整的世界，这个映像在我的脑子里总是挥之不去。 升入大学，我开始寻求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我忽然意识到我自己对这整个世界的概念，如同那个半个深坑的星球一样是不完整的，我开始尝试填补缺失的那部分精神世界，那时正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冷战结束时期，对中国我一无所知。我首先是从了解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面苏联开始的，我记得那时里根总统给苏联贴的是“邪恶帝国”这样的标签，这个老套的权威给出的“邪恶”两字，反而激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年轻叛逆，大学老师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我就去了解那个我所不了解的对立面。我阅读了我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然后我得出结论，苏联和其它欧洲国家极其相像，苏联只是欧洲的一个分裂，并非一个我全然不知的一个对立面，而且我也不再相信冷战时期的宣传，好像世界上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所以，我继续前行寻找另外的世界。 我很幸运，我在毗邻芝加哥的一个大学城长大，周围有很多书店，其中有个书店里的架子上全是关于中国的书。有个暑假我花了整个下午翻遍了每个书架，书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中国历史也好，中国武功也罢，我都一无了解：没读过唐诗，没见过青铜器，从没看过《红楼梦》那样的小说，我甚至都还从没尝过中国菜。我决定就从两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书开始，当读到“道可道，非常道”的解释时，一下子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这样的阅读让像我这样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立刻尝到了甜头，我索性买了书开始学习中文。结束暑期回到大学后，有次看电影，我发现自己竟然坐在几个中国学生旁边，我靠过去压低声音说：“我是一个道教主义者，你也是吗？”我还很自豪自己知道“道教”这个词，中国学生很礼貌，他只是对我笑了笑。我也很幸运，那年大学开设了中文课，我第一个报了名，我需要先学习一年才有资格申请去中国留学的项目， 第二年我便来到了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开始了我各为半年的学习。 我更幸运的是来到中国后，室友中有个中国学生，现在我能问他同样的问题了：“你是个道教主义者吗？”那时我真是一天到晚有问不完的问题。我这个中国室友就是王建宁,　非但思想开放，而且和我一样的理想主义，他总是耐心地回答我所有的问题。一些外国人抱怨说，中国人总会问些别人不会问的问题，比如：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工资高吗？… …但正是这些他们特有的习惯是我喜欢的，因为我也可以反过来问他们同类问题， 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只是对中国的问题，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知道得越多，想问的问题也就越多。我的导师费正清，在他的自传里写道：了解中国如同一个逐渐扩大的圆，圆里是对中国的认识，圈外是对中国的疑问，伴随着对中国的认知越多，相应的疑问也越多，越发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也许，王建宁25年前教我的一句话是对的，那就是“难得糊涂”。研究中国文化能让人变得谦卑，我还有很多的“深坑”需要去填补。 我曾天真地以为，我在中国再学一年后就可以继续往前寻找另外的世界了，只是到现在我是在我的想象中完成着这样的拼图。学习中文花了我远不止一年（我一学就学了25年）时间，我当时决定休学，直到我学会中文为止。那时我出现了经济问题，于是我就像现在很多美国学生到中国来教英语一样，八十年代的外国学生会去台湾，在那里教书挣钱。我在那里教了一年的书然后回到美国。在台湾期间，我有几次回到中国大陆做长途旅行，遍访中国，几乎每个省我都去过。至今我仍觉得幸运的是，我亲眼看到和经历了巨变前的中国，使我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有了比较的起点，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所做的尝试。我至今还记得阳朔和丽江的模样，那时它们还没有成为中国国内中产阶级的度假胜地，它偏远，安静，孤独，夜间天际的星星清晰明亮。 此后，我也是一路幸运。九十年代，我来到了适合我的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哈佛不像这里牛津大学，希望学生一来就带着很清晰的研究题目。那时我没有任何清晰的想法，我的导师们 (Philip Kuhn 孔斐力and William Kirby 柯伟林) 对我很支持，很信任，任我涉猎任何我想研究的，从蒙古历史到毛泽东时期我无不涉猎。我的同学大多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课题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由来已久的历史（比如总理衙门），但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令我十分感谢的是，我的导师们允许我服从自己的兴趣去做。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我每年都要对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尽一点自己的心意，尽管钱不多。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我很为自己这本书感到骄傲，它花了我将近十年的时间，几乎访遍中国和日本的档案馆找资料。更让我觉得开心和感激的是，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黄振萍教授翻译了本书，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如今这本是我的第二本与中国读者见面的书， 它面向的是更多关心中国消费和这个世界关系的读者。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打算写这本面向大众读者的书，而是另外一本关于中国1900以来的消费主义的学术专著。通常的，这类书历史学家喜欢按照时间先后从古到今来写，而我决定从当代开始写起。在写作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学者都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某个话题有太多要写，导致篇幅远远超过了既定的要求，我也一样，我对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有太多的话要说，于是我就索性将原来的学术专著章节放一放，一口气写了这本关于中国当代消费的书。因为我相信本书所涉及的命题，它就时刻发生在中国每个消费者的身边，我希望与中国读者一起分享这样的思想。 在这本英文版本的书里，结论部分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愿意在这里再提一笔：假如你看了本书的注脚，你会发现书里的引经据典大部分来自中国，并且是中文资料。我想告诉美国读者，许多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书中所讨论的一些严重和复杂的问题，同样的，此处重提是为了告诉我的中国读者本书的内容并非神秘，都来自于大家的日常生活， 并非来自一个外国人的陌生眼光。我的优势是站在中国现象的外围，看到了更多中国和世界的时空交错上的联系点，就好像只缘此身不在庐山中，才得知一些庐山真面目。 我还要说我是幸运的，25年中，我在中国不断游历学习，中国于我有时也许让我感到沮丧和疲倦，但中国从不让我觉得乏味。我想，也许我也像别的外国人一样，我对中国也是有求的，而且也得到了，那就是25年来不断的灵感。我也想，期望和要求中国单方来解决本书中讨论的问题——如何在享受几十年来多少个人、家庭以及国家自我牺牲换来的改革成果时，避免造成全球种种问题的恶化——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为什么应该是中国站起来去收拾别的国家造成的残局、解决别的国家造成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又期待中国人能再给我和这个世界一个奇迹。